重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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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
孙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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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 > 政治 > 中国政治 > 阶级结构与社会结构
图书 > 社会科学 > 社会科学 > 社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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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 者:孙立平
  •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出版时间:2009-08-01
  • 开 本:16开
  • 页 数:无
  • 印刷时间:2009-07-01
  • 字 数:无
  • 装 帧:平装
  • 语  种:无
  • 版 次:1
  • 印 次:1
  • I S B N:9787509709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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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孙立平,直面经济危机以重建社会再造经济。 我们在这次经济危机中最大的机遇,就是在危机的压力之下决定进行社会变革,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为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奠定新的基础。 势利在损害政府的公正性,腐败的力量,生存生态恶化与底层沦陷,我们如何容忍了罪恶,堪忧的中产阶层,暗箱操作——中国之癌。

内容简介

在关于稳定的问题上,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思维。我们要准确地来判断中国发生的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性质,准确地来判断社会发生大的危机的可能性。既不要偏左,也不要偏右,特别不要宁左勿右。在这个前提下,用充分的自信来面对这个社会,面对这个时代。 我们应当认识到,基于利益的冲突是理性的冲突,是可以用谈判、妥协、讨价还价的方式解决的。我们的任务不是消灭这种现象,而是要为这种现象的发生设立规则,要为这种问题的解决提供制度化的方法。好的制度不是消灭冲突,而是能够容纳冲突和用制度化的方式解决冲突。 尽管我们目前的经济问题是由美国的金融危机引起的,但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与其说与美国今天的问题相近,不如说与历史上那些传统经济危机引发的问题更相近,或者说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美国所面对的问题更相近。

作者简介

孙立平,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并留校任教于社会学系。现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从事社会现代化、社会结构变迁、转型社会学的研究。学术成果颇丰,出版专著(含合著)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其主要著作有:《社会现代化》、《走向现代之路》、《发展的反省与探索》、《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当代中国农村——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从单位制到社区制——社区建设研究》、《中国农村基层组建设与农村社会保持续发》等。他纵横穿梭于社会和经济两个领域,被很多中国的经济学家称为“最懂经济的社会学家”。

目录

超越稳定重建秩序(代序)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 金融危机的逻辑及其社会后果 以重建社会来再造经济 普通人生活中的大萧条——重读《光荣与梦想》(1) 谁种下了祸根?——重读《光荣与梦想》(2) 以重建社会来再造经济——重读《光荣与梦想》(3) 在改革与法西斯主义之间——重读《光荣与梦想》(4)穿透暗箱 走向透明 暗箱操作——中国之癌(上) 暗箱操作——中国之癌(下) 暗箱操作的制度空间 过度保密与权力运作神秘化 阳光如何穿透暗箱 监督的基础是什么? 真的透明产生于多次互动 红钻帝国事件与谣言敏感症结构优化与社会和谐 结构优化与社会和谐(上)——堪忧的中产阶层 结构优化与社会和谐(中)——保护下层生存的社会生态 结构优化与社会和谐(下)——保护和扩展社会流动的渠道跨越不平等的沟壑 从精英联盟到赢者通吃 谁的社会?谁的市民社会? 在断裂的夹缝中 农民工:从第一代到第二代 产业工人化与市民化 架设沟通断裂的桥梁 法律剪刀差? 究竟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法律、力量与正义底层的生存生态 黑窑奴工与底层的生存生态 生存生态恶化与底层沦陷 我们如何容忍了罪恶? 信息是如何被屏蔽的 基层政治的溃败腐败表明的是基础秩序的瓦解 腐败使我们失去了什么? 腐败的力量 行业腐败是腐败扩散的一部分 事情确实并不复杂 生活细节反腐与基础制度建设势利在损害政府的公正性 和谐社会与政府超越性 势利在损害政府的公正性 权利平等与社会底线 放下虚荣海阔天空中国社会结构 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特征与原因 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及其分析模式的转换新农村建设与城市融入 城乡关系视野中的新农村建设 在代际传递中实现城市融入 职业教育与城市融入的阶梯其他 灵活性与僵硬性的两难困境 职场压力从何来? 两种常识两种逻辑 何时接轨何种国情? 马路上的利益与政治

精彩内容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 金融危机的逻辑及其社会后果 一 金融危机中中国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在面对目前这场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尽管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是由美国引起的,但美国的问题不一定是中国的问题,进一步说,即使中国的问题是由美国引起的,美国的问题也不一定是中国的问题。截至目前,美国的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的金融产生严重的影响,美国金融危机中的一些核心要素在中国几乎都不存在。中国没有美国那种大面积的房贷断供,没有明显的信贷链条的断裂,没有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倒闭破产,整个金融系统在正常运转。中国股市的大幅度下跌,从时间上看似乎是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但两者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因为中国股市在2007年10月跌势开始的时候,其时美国的次贷危机尽管已经发生,但其世界性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国的实质性影响还没有发生。 危机中“中国的经济问题”反倒是表现在另外的方面。目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出现,是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的产物,换言之,是内因和外因这两个因素共同起作用的产物。我说的这两个因素,外部的当然是指世界金融危机,即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整体下滑,外部需求减少,外部订单减少,出口困难。内部因素我具体指的是,中国正在发生一场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而这个转型迟迟转不过去。现在就是这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了。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转不过去,核心是内需和市场的问题,而金融危机给中国出口造成的困难,恰恰是击在我们的软肋上。这就是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经济问题”的实质。也许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本来正在酝酿一场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转不过去而形成的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恰在此时,由世界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阻断了中国避免这场生产过剩危机的出口,从而引爆了中国的生产过剩危机。 明确以上问题的意义是: 第一,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更具有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的特点。应当看到,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这场经济危机是一种崭新的经济危机,与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的传统生产过剩危机是不一样的。比如,在这场危机的原发地美国,危机发生前几乎没有任何生产过剩的迹象,相反倒是“消费过旺”。如果说这次危机中也存在生产过剩因素的话,这种过剩也是在世界经济整体的意义上存在的,是在危机的非原发地存在的(如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而在相当长的时问里,美国的“寅吃卯粮”则使这种过剩维持了表面的平衡。就危机原发地美国本身而言,是在金融危机爆发,特别是金融危机转化为经济危机之后,由于信贷紧缩,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恶化,才出现了生产过剩的问题(美国大量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是建立在信用消费的基础上),而且尽管如此,直到目前这个问题并没有到达一种很严重的程度,并不是其经济危机中的主要问题。而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则不一样。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一开始就是发生在实体经济的环节上,生产过剩是引发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对于生产过剩危机形成的原因,特别是对其“周期性发生”的原因,尽管人们提供了许多不同的解释,但笔者倾向于认为,生产过剩危机是耐用消费品时代特有的现象。因为耐用消费品时代打破了生活必需品时代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直接性,扩大了产能的弹性,从而也就强化了生产与消费之问不均衡的风险。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所面临的问题,与其说同今天的美国相近,不如说同历史上生产过剩危机的情况更相近。 第二,原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只是引发了正在酝酿中的中国生产过剩危机。对于目前中国经济所发生的问题,实际上既可以看做是世界性金融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可以看做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危机过程。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中国进入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的过程。但正如此前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发生的过程那样,这个转型是相当艰难的。如果一个社会的生产已经全面转向耐用消费品,而同时该社会还形不成全面消费耐用消费品的条件,生产过剩危机就有可能形成。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内需不足,市场疲软”现象,就是这种生产过剩危机的端倪。不过,冷战结束后突然加速的全球化过程,特别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外移过程对“中国制造”的需求,缓解了这个问题。有一种看法认为,如果没有新全球化的影响,中国早在2005年就会进入传统市场经济式的生产过剩危机,新全球化使中国面临的危机得以迟缓,但也在被推迟后以更大的程度出现。而这种危机的发生,可能会取决于许多可能的引爆因素。克拉斯穆尔·佩佐夫在2004年写就的《中国的大萧条》一文中就指出,以下几种情形可能会成为中国萧条的触发点: 一场世界范围的货币、银行或者衍生产品危机,美国的一次衰退,扼制通货膨胀的措施,中国失去贸易盈余,还有,一场石油供应危机。当然,这不是说中国目前的经济问题与这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没有关系,但这种关系更多是一种引爆的关系,或者说是挤压金融泡沫和资产泡沫的过程演变为挤压中国生产过剩的过程。这是我们分析这次危机中一些重要问题的前提,而对经济危机社会后果的讨论,也必须建立在这样一种前提的基础之上。 第三,生产过剩危机将会是我们今后不时面对的一个问题。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转型期的非常规发展过程。但在30年后的今天,这种非常规发展过程将会逐步转变为一种常规的发展过程。在常规性发展中,有两个问题是必须加以正视的。第一,中国有可能将告别两位数高增长时代,我们也许要习惯一位数的增长。当然,这种变化也许是在若干年之后。第二,生产过剩危机将可能周期性发作。西方发达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用了差不多30年才真正完成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其间要解决消费信贷、城市化、中产阶层发育、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等一系列问题,以为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创造条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的不时爆发将会是不可避免的。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直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有两种误解。一是以为这场金融危机只是一个插曲,插曲总会过去,一旦插曲过去一切又可以恢复往常。二是以为就中国本身的发展来说,这次的危机是一个偶然性的事件,而且是由外部因素引起的。这两种误解将会导致我们对今天和将来的一些重大问题做出错误的判断。 二危机的波浪式推进:危机波与冲击波 就这次金融危机本身来说,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其犹如海浪一样,一波接着一波。而且,自2008年10月前后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之后,金融层面的冲击和实体经济层面的冲击可能会交替而来。不过,这里我们需要更加注意的是,在这场危机原发地美国形成的危机波与对世界经济形成的冲击波并非一回事。而现在人们对于这两者往往是混为一谈,这可能会导致对一些问题的误判。 作为原发地的美国,这场金融危机至少已经经历了两波,人们现在预测的是,第三波会不会到来,以及何时到来。第一波开始于2007年2月,即通常所说的次贷危机。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贷供应商新世纪金融公司宣告破产。继之,美国次贷几乎整个行业崩溃,超过20家次贷供应商或是宣布破产,或是遭受巨额损失,或是寻求被收购。2008年9月7日,美国政府出资2000亿美元接管“两房”。这标志次贷危机达到一个高峰。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同日,美国第三大投资银行美林公司被美国银行收购。至此,次贷危机已经转化为全面的金融危机。 第二波则始于2008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加深,金融危机开始向实体经济转移,经济衰退的迹象出现。典型的标志性事件是,美国通过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以应对经济衰退,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宣布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美国三大汽车巨头陷入困境。受金融危机影响,美国汽车制造业和建筑业对钢铁的需求大幅下降,钢铁生产急剧下滑。这个过程发生得非常突然。前9个月,钢铁这个传统产业还似乎充满勃勃生机,生产率和利润都达到创纪录的水平,全行业呈现近年少见的繁荣景象。然而华尔街金融风暴以及随后接连出现的全球经济放缓和衰退让钢铁工业迅速由巅峰滑落到谷底。美国钢铁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在2008年8月底,美国钢铁产量约为每周210万吨,而到12月底,这一数字已降至每周102万吨,减少了50%。 对于有可能到来的第三波冲击,目前人们还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第三波的金融危机将发生在2009年的夏季。不过对于这一波金融危机形成的原因人们还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一波的冲击将主要来自信用卡危机的冲击,也有人认为会由垃圾债券等因素导致。就其程度而言,甚至有人认为,这一波可能要比上两波的程度更为猛烈。如果金融危机真的会发生这第三波,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冲击的范围和程度,可能就要重新进行评估。但也有人认为,这一波的金融危机可能不会发生。更乐观的说法是狭义的金融危机已经过去。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尽管金融危机在延续,但其核心区域已经转到实体经济,而非金融机构。经济评论家叶檀就认为:“金融机构确实面临着信贷违约率上升等风险,但有两大因素可以对冲这一风险。首先,工业贷款与个人信用贷款没有进行疯狂的资产证券化,泡沫与房贷相比,是大巫见小巫;其次,奥巴马可以将剩余的救助资金,直接转向企业与消费者,以印钞隐性豁免债权的方式,直接修补企业与消费者的资产负债表”。 对于原发地美国本身金融危机未来的走势,可能还会继续存在争论,但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原发地美国本身金融危机的发作及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与对外部的冲击所产生的影响,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而且,我们可以大体看到一个趋势,越是到后来,这种差异就越大;越是到后来,受冲击国家受影响的实际过程,就会愈加取决于其内部的因素。换言之,越是到危机的后期,各个国家所面对的问题就越是受内部逻辑的支配,就越是“自己的问题”。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意义可以使我们看到,在危机原发地美国要解决的问题,与受冲击的国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完全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金融危机第一波冲击中受打击最沉重的,往往是金融体系最脆弱的国家,特别是虚拟经济比重比较大的国家,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冰岛。冰岛是个人口仅32万、国土面积10.3万平方公里的岛国。冰岛曾长期跻身“世界最幸福国家”之列,多次被联合国评为“最宜居国家”,其国民的人均收入也在全球前列。但冰岛也是全球内负债水平最高、虚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截至2008年6月30日,冰岛三大银行的资产规模总计达到1280亿美元,而其200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93.7亿美元,银行业的资产总值高达该国GDP的8倍。同时,其外债超过1383亿美元,以冰岛32万人口计算,这大致相当于每位冰岛公民身负37万美元的债务。在亚洲,首当其冲的则是被称为“亚洲第一倒霉蛋”的韩国。从2008年9月底开始,韩国金融市场出现严重恐慌情绪,股市和汇市一路暴跌。但总起来说,在这一波冲击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受到的影响较为有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人认为中国甚或亚洲的经济发展已经与欧美等国家脱钩,在金融危机中可以置身事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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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重建社会》:后经济危机时代,我们该何去何从 2009-11-20
  这是一本写于全球经济危机时期的书,不过重心却并非放在经济危机的具体缓解措施上。这一点从他的书名中便可略见一斑。大概是社会学家的身份使然,作者孙立平的笔触始终着力在如何“在危机的压力之下,下决心进行社会变革,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  “断裂社会”是孙立平提出的重要概念之一。此书中,同样有各类数据与分析提醒人们需要时刻警惕,经济危机及其后续发展,有可能将社会结构带向一个更为扭曲的状态。  在中层,“学历不再保证工作机会,薪资成长被上升的物价侵蚀成负数,象征稳定的自有住宅成为奢望的空中楼阁。”经济危机前后,中产阶级的消失与蒸发开始受到大众的关注。  在底层,资源变得极端有限,各种所谓宝贵的东西,比如生命、婚姻、道德,在狭窄的生存空间面前都变得脆弱不堪。几百对夫妻的匆匆离婚,不过是为了一个每月400多元的饭碗;黑砖窑事件的制造者们,大部分人的收入也并不比一个普通农民多多少。  而在上层,“一个以拥有总体性资本为特征的阶层,开始迅速吸收社会上的各种资源。”更为严重的是,某些时候政府的一些举措,在进一步割裂着上下层之间的距离。书中用了一个极为形象的词来形容这种状态——政府的“势利”。  但稳定并没有因此被孙立平认为是需要摆在社会管理首位的问题。书中始终坚持一个观点,目前中国不会出现大的社会动荡。从历史到体制,从政府到民众,书中列举了大量理由来证明这一点。在孙立平看来,反倒是过分强调稳定,会进一步导致社会矛盾的积累。一旦稳定问题被泛化,稳定成了做什么不做什么的标准,成了做错事的挡箭牌,甚至被腐败分子拿来作为打击报复的利器,那就当真可能出现“稳定什么也没有压倒,只是压倒了我们”的情形。  因此,他一再呼吁,对稳定的维护,应该落到对基本秩序和制度框架的重建上。当各种维护公平正义的政策到最后反而拉大了贫富差距,人们应该感受到的,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所存在的巨大差异。只有真正让各个阶层的利益表达与利益追逐渠道,都有制度上的保障。我们的制度,才能对各类小型的社会抗议与社会冲突,有更大容纳的空间,降低“维护稳定”所消耗的社会成本,并缓解当今社会阶层之间的断裂现象。  -------------------------------------------------------------------  前头是官话。以下是私房话——  这本书虽然一直在说重建,但是基本上,重头都是落在“重建吧,不重建就更糟糕了”、“重建吧,别怕,重建不会让你垮台的”,“这个要重建,那个也要重建,blabla各种各式都要重建”,至于究竟怎么重建,说得简直是蜻蜓点水得厉害。  当然我是很佩服孙老师分析很多社会问题的深入程度的,以小见大的功力也很深,很多观点也对我很有启发。但是如果光说病情不开方子,终归还是容易让人一声叹息。  而且这本书看下来,很难觉得经济危机会是我国进行社会变革的一个契机,相反的,更像是孙老师的一个良好愿望和热切呼吁。  我个人看来,书里面的几个论述有些互相拉扯的意思。比方说,书里已经从各个方面明里暗里承认了上层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它们的牛b之处。  ——在笼络相关利益集团上,政府的所谓谬赏主义(经济上的贫富差距,转变成一种有差别的政治参与权),体制与精英的联盟,都是书中总结出来的。那么可不可以说,上层的大头与散户,都已经被搞定了。而中下层呢?书中有一个提炼我觉得很经典,那就是大部分的民众已经认命了。伴随着市场主义话语的形成,“金钱和财富被视为最终的价值和标准,尽管存在社会不公,但多将自己所处的不利境遇,看做是自己能力不济的结果,甚至把导致社会不公的权力因素也归于个人的能力。”  ——在维护利益手段的高明程度上,孙老师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讲暗箱操作跟腐败的问题,得出的结果是暗箱操作成功地把上下都给瞒住了,而腐败更恐怖,进入到一个高度隐秘的状态,如果不是偶然被偷被抢,根本没法被人知道,最后直接用“无法治理”状态来形容。  那么好了,既然该搞定的人基本上都搞定了,具体处理方式也没有漏洞不会被发现,更重要的是社会背景上也没有压力(不会出现威胁他们生存的大的社会动荡),微观宏观上都没问题,那凭什么让利益集团们退出自己嘴里的肥肉,改革某些明显对自己有利的制度,来个重建社会?  然后我就发现我陷入了一个悖论。如果不强调社会矛盾对现有统治的威胁程度,利益集团根本都不用太担心,那他们改革个什么劲?如果社会矛盾真的开始影响社会稳定,那么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更加不可动摇,那些可能会损害政府形象影响集团利益的制度就更不能碰了。  默,为啥我觉着在社会变革这块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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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阅读此书的两点感想 2009-11-03
  一、稳定压倒一切最近看了一些健康方面的书,对于有些医生“治症不治病”深有感触。细菌侵入人体,人体自身免疫系统开始工作,迅速生成大量白细胞去抵御外侮,而伴随着白细胞的大量生成,人体的温度也相应升高,人就会发烧,一旦细菌~也就是炎症消失,白细胞自然会恢复正常,体温也相应正常。而如果这时用药,就应该相当于给人体的免疫系统搬来救兵,应该与白细胞合兵一处共御外敌。然而现代医学有些观点却认为既然高烧是白细胞引起的,那么把白细胞杀死不就完了吗?于是给人体用药把白细胞这支抗敌大军撤掉,任由炎症胡做非为,至少暂时人不发烧,显示出的是一派安宁祥和的景象,至于留在人体内的炎症就留到以后再说,反正我这个医生把你的症状消除了。这就叫“稳定压倒一切”。  二、中考“政策”  2006年,漳州市长亲自拍板,出台了中考新“政策”,规定利税大户的子女中考时可以享受加分待遇。孙立平教授全面分析了这种现象对社会公正性的影响,称这将极大地损害公平。  而当我看到这一事件的第一反应并不是像社会学家那样想到社会的公正,我想到的是法律——现在不时有报道称某些应聘者会把招聘单位告上法院,缘由是应聘者认为招聘者的某些条件明显带有歧视性,涉嫌“违宪”。那些招聘条件是否违宪姑且不论,至少诉讼者这种法律意识就很值得肯定——而在漳州中考事件中,法律的地位何在呢?换句话说,漳州市政府的政策是不是和法律矛盾?不错,地方中考方案是属于地方教育局的管辖范畴,但是众所周知,政策永远不能大于法律。违背法律的政策无异于一纸空文。漳州的中考政策显然已经违背了教育法包括宪法中有关公民平等受教育的权利之相关规定。就地方来说,教育资源是政府管理却是全民所有,漳州市教育局为利税大户的子女加分等于是为非利税大户子女扣分,这已经严重侵害了公民受教育权,更背离了教育的根本精神。  中考的主旨是公平地选拔人才接受更高一级的教育。在此原则下有些地方也有加分政策,比如有的地方为少数民族考生加分,有的为三好学生加分等。为少数民族考生加分本身就是一种公平手段,少数民族学生在汉语教育体制下本就处于弱势,给他们加分也是一种补偿性措施;三好学生是人才,中考就是为了选拔人才,所以这种加分也无可厚非。但漳州的加分理由是什么?利税大户的子女在教育上肯定不是弱势,也不见得他们就是人才。说得难听一点,漳州市政府是在从别的考生头上拿了分数送给老板们,至于目的则不是我想讨论的范畴。  漳州市政府对于利税大户的优厚待遇倒也不足为奇,最让我惊讶的是地方政府的法律意识之淡泊,教育这样重要的公共资源说送礼就送礼,什么“公平”“权利”等问题完全不考虑。而漳州的考生居然也听之任之,好像教育资源是某些官员自己家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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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重建新秩序----“重建社会” 2009-11-20
  原以为会是比较枯燥的一本书,没想到读下来颇为惊喜,亲民的叙述和对现象的剖析都使我们对社会问题有了深一步的认识。这本书从当下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转变的社会现实入手,提出以重建社会再造经济的思路和想法。   社会学类读物如果度量没有把握好,很容易变成空洞的说教类教辅材料。孙立平在这个度上把握得很好,从点到面,从现象到本质,回答了经济危机下经济再造的难题,在他的设想中,经济危机是社会转型的契机,经济再造需要社会秩序的再造。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是稳定观,二是中产阶层,三是社会底层。   在稳定是否被泛化的问题上,孙立平将“社会不能乱”的问题向前再走了一步:社会当然不能乱,问题是怎么就乱了,乱了的可能性有多大,具体问题与社会动乱有什么直接关系,言论开放一点与乱有什么关系。这一系列的问题问下来,结论是:在更多的情况下,自己吓自己,吓得不敢做事情。这样做事的后果是整个社会形成僵化的处理事务的方式,一种宁左勿右,宁紧勿松的思维定势,安于现状,把问题捂住而不是积极解决,借口稳定而用更多错误掩饰错误。所以不能为了稳定而稳定,而应该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社会生活的新秩序。”新秩序建立的前提条件是要注意可能酿成社会动荡的腐败,贫富差距,征地拆迁,失业下岗,劳工权益,中下层群体生存问题等等。作者提出的这个新秩序我还没看明白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新秩序,但可以理解作者想表达的是用一种新的提法,一个美好的愿景,一种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面对社会中发生的各类事件。就像两小孩打架,另个一个人劝架,理由是别打了,别打了,好吵,别人看着呢。两小孩打不打?还是在打架,或者一时不打了,过会儿又打起来,因为两人的矛盾还是没解决。   第二点关于中产阶层,作者指出这次经济危机是从生活必需品生产时代到耐用消费品生产时代转变的过程,迈不过坎是因为背后的畸形社会,社会转型有两个条件:一是农村城市化,二是城市中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结构。作者指出“变革社会的真正困难之上往往不在方案本身,而是如何突破既有利益格局的制约,使得正确的方案和政策得以形成和执行。”这一点也回应了上面说的第一点稳定观的问题。从稳定观到利益格局。目前在利益格局上的政策取向是“补低,扩中,调高”。具体来讲,补低即是健全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特困户的救济救助力度和增加农民收入三项措施。贫富差距已在不断的拉大,现有的措施只能一定程度上缓解而并不能根本改变社会底层群体的生存状态。上述这三点问题实质上是对整个社会结构优化的迫切要求,   文中还提到一点是法律的势利化。也就是对权势者重罪轻判,对一般民众或弱势者从重从严执法。种种事件,提出如何维护社会公正的底线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同样是政府的问题。   无论现象怎样,现状如何,情节严重程度如何,新秩序的建立无疑需要在利益博弈和社会公正性问题大下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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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重建社会需要解构,也需要行动 2009-11-05
  我鲜少读政治和经济分析类的图书,上一次比较深刻的印象除了《解放战争》,就要推及到上学时不得不读的多少有些教条性的讲物,某种程序上,我也想让自己进入一个读书转型期,由深至广的过程。所以开始读这本书很难一气呵成,断断续续的,就像这本书本来也是分章分条目的划分一样,但是实则里面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其实并非书不好(三声)读,而是我不好(四声)读,但是慢慢读下来之后发现这本书其实很浅显易懂,还有这本书与其归类为社会学,真得也应该兼容经济学。   孙立平是最懂经济学的社会学家,确实如此,重建社会的基础是秩序的再造,而社会的转型之根本还是在于经济体制的制约,“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的探讨是全书的重点,从而引领出社会阶层的不协调的平衡状态,暗箱操作下的贪污腐败,富人,中产阶级,穷人相互不合理的权衡关系,社会道德准则的败落,农村和城市的二元化发展的走向,政治私密上的变态性,风声鹤唳的和谐政策态度,应该说相当清晰透彻的解析了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方方面面的问题,敢于在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比中,直陈我们国家的种种弊端。   在这本书里面我还是读到了一种难得真挚而勇敢的态度,但是态度有多少程度能够左右或者影响事实,是另一个值得考量的问题,就如书中的进言一样,揭露的虽然透彻,但是提出的有意义的建议还是少之又少,并且显得很是谨小慎微,所以我们莫如还是把这本书归类为分析研究的作品,其实让我纠结的正是书的读者定位上面,作为普通老百姓,书中提及的很多问题,如果生活在城市中,每天面对信息的轰炸和切身的感受,已经深有体会,区别只在于宏观与微观的距离,权权相护,好工作都被有关系的人拿走了,连个捡漏的机会都没有,农民工破衣烂衫的游走在城市的各个建筑工地,以能吃饱饭为最高满足,路边上演的摊贩和城管的游击战每天都在重复,公交车上的肉搏大战亦是如此,白领们日趋抑郁的亚健康状态,满街跑的失学儿童,不上不下异常尴尬的城市啃老族,努力打拼却心里没底儿的中产阶级,马路上横行的富二代杀手,网络上铺天盖地的仇富心里,每天新闻暴出的各种腐败和不公平社会现象,还有太多的事情不是只言片语能说尽的,用一本书是否就能够梳理清楚整个社会的转型期的阵痛?即便真正梳理清楚了,究竟那些能够改变社会走向的人是否愿意读这样一本书才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在我看来,这本书的重点在于社会需要重建,因为日趋显露的各种弊端已经到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时候,而孙立平教授的观点也鞭辟入里,是一本很好的对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政治,经济,民生方面取得系统认知的作品,但是如何重建还只是蜻蜓点水,也是我们真正更需要深度挖掘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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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学识比姿态更重要(转自上海书评) 2009-12-02
  有时候,忧国忧民的漂亮姿态和纵横捭阖的文笔下面掩盖的,却未必是能够与之相称的学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的《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便是例证之一。  李继宏  《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  近些年来,有个新词的出现频率很高,那就是“公共知识分子”。所谓“公共知识分子”,通常是指一些经常在各种媒体上就社会热点问题发表看法的学者。这些学者都属于某个学科,但他们所评论的话题却似乎不受任何专业限制。比如说一个在报纸上解答感情问题的所谓专栏作家言之凿凿地断定二甲苯化工厂对环境有害,某位搞历史地理的学者曾经要教铁道部如何解决春运的难题,在美国教历史的某先生最新的力作是点评中国房地产业的走向。尽管所学专业各异、点评话题不同,但这些“公共知识分子”摆出的姿态是相同的——同情弱势群体、为公共利益呼吁等等。配以这种高尚姿态的,则是在其文章或言论中表现出来的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豪迈气概,在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下,“公共知识分子”往往能赢得一片喝彩声。然而有时候,忧国忧民的漂亮姿态和纵横捭阖的文笔下面掩盖的,却未必是能够与之相称的学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的《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便是例证之一。  这个大气磅礴的总设计师式书名足以吓住很多人,涉及的话题也正如我们上面指出的那样包罗万象: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到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从上海社保案到山西黑砖窑,从贫富差距到城乡关系,无不是作者想要指点的迷津,当然也少不了和谐社会——该主题正是与时俱进的孙先生近年来倾力研究的重点。孙立平似乎对自己的学识有极大的自信,然而这本303页的著作所体现出来的,却是显而易见的浮躁与肤浅。下面就按照严重程度从低到高来看看这本书存在的各种问题。  肆无忌惮的自我抄袭  该书的第二篇文章叫做“以重建社会来再造经济”(第38-52页)。孙先生这篇文章的意思是这样的:中国的经济存在问题;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类似于美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中国的经济有问题,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是畸形的;罗斯福新政成功地让美国经济摆脱大萧条,所以中国现在应该实行社会变革。  这篇文章信口开河,毫无逻辑,但目前暂且不论。现在要谈到的是,这篇文章和它后面四篇文章的关系。那四篇文章都是孙先生看了《光荣与梦想》的读后感,标题分别是“普通人生活中的大萧条”(第53-57页)、“谁种下了祸根?”(第58-62页)、“以重建社会来再造经济”(第63-67页)和“在改革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第68-72页)。  让人震惊的是,该书第二篇文章和随后四篇文章之间重叠的文字极多。第40页第二段到第41页第二段,即从“经济危机的发生是由于生产过剩……”到“……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仍然是一对难兄难弟”一共九百四十三个汉字的内容,跟第60页第二段到第61页第三段的内容几乎如出一辙。第44页第三段从“实际上……”到“……每家至少拥有一台收音机”一共两百一十九个汉字的内容跟第55页第四行到第十二行的内容完全相同。第44页最后一段接第45页前八行一共三百四十七个汉字的内容跟第59页最后一段接第60页前四行的内容完全相同。第47页第一行到第五行一共一百一十三个汉字的内容跟第65页第九行到第十四行的内容完全相同。  诚然,在当今的学术界,抄袭剽窃早已经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恶劣程度较低的自我抄袭原本是被视为无关紧要的。但孙立平如此大规模地自我抄袭,并且明目张胆地把几篇相互抄袭的文章放到一起,丝毫不怕读者阅读的时候产生时空错乱的感觉,这在近年尚属罕见的行为。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些重复的段落其实也并非出自孙先生自己的手笔,而是来自其他著作,包括《光荣与梦想》、《美国经济史》、《身残志坚罗斯福》、《1990年大萧条》等,被他作为重要论据而不注明出处地反复使用。  孙先生的写作似乎还有“拿来主义”的倾向。该书第33页写道:“所谓信心,就是所有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应当尽快地采取果断措施,稳定金融市场,从而使人们获得信心。我们高兴地看到,许多国家已经采取了措施,并初步见到了效果,但是现在看来还不够,还要继续努力。”如果你认为这完全是国家领导人、甚至世界领袖的口吻,那么不用担心,阁下猜得没错,这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8年10月25日下午在亚欧首脑会议记者招待会上说的话,只不过被孙立平顺手牵羊借来一用而已。  最懂经济学的社会学家?  但跟其他问题相比,上面讲到的简直不值一提:该书自相矛盾、信口开河之处比比皆是,其错误之低级、结论之武断,已经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  例如,在该书第17到18页,孙立平赞同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的观点,认为最近这场经济危机给穷人带来了很大的损失,穷人的生活状况“恶化”,生存受到“直接威胁”。然而在同一篇文章之内,也就是该书的第28页,孙先生又认为“现在即使经济危机发生了,对人们生存的影响也是很有限的”。这种自己抽自己嘴巴的做法也许具备行为艺术意义上的美感,但却会让读者摸不着头脑:经济危机对人们的生存到底有没有影响?  社会学本来是一门实证学科,倒不是说社会学家所用的材料必须是亲自经过实证调查得来的,二手资料也可以,但必须经过核实无误才能使用。遗憾的是,身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的孙立平似乎并不懂得这个社会学专业大一学生就必须掌握的原理。  该书第10页有这样的描述:“在金融危机发生前,一些过度借贷、盲目扩张和投资的企业就已经存在严重的隐患,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一到来,这些企业就会陷入困境,甚至出现破产、倒闭。”孙立平先生给出的典型是一家造纸企业——“玖龙纸业据传陷于困境,就与其盲目扩张、债务沉重等因素有着直接关系。”在2008年的时候,媒体上一度传出玖龙纸业经营困难的新闻,但孙先生似乎并不懂得这是由于玖龙纸业的股价下跌、流动资产大幅减少,导致资产负债率较高造成的。其实他只要上一下香港交易所或者玖龙纸业的网站,看看该公司的年报,就能明白这个“据传”其实是错误的:截至今年6月30日,该公司总资产为335亿2620万元,总负债为186亿3390万元,净负债率是相当正常的55.5%;而该公司年度收入人民币131亿元,净利润16.6亿元,每股盈利0.38元,相对于今年11月6日下午四点12元港币不到的收盘价,市盈率只有27.8。这些哪里像是一家“陷入困境,甚至出现破产、倒闭”的企业的数据?  根据《重建社会》前勒口的文字,孙立平“纵横穿梭于社会和经济两个领域,被许多中国的经济学家称为‘最懂经济学的社会学家’”。但是从该书的内容来看,孙先生是否算社会学家姑且打个问号,可是至于他是不是懂、甚至“最懂”经济学,我想答案是非常清楚的。  “最懂经济学”的孙立平在该书第123页写道:“当前我国苛刻的工商税收门槛,不合理的管理政策,过高的金融服务业门槛,导致大批劳动就业群体难以进入合法的企业部门,导致我国的中小企业难以大量地产生和发展……今天,要在中国银行开个账户需要注册资金起码100万元,工商、华夏等银行至少要50万元。”  我想任何有点经济学常识的读者都能看出来孙先生是在信口开河、胡说八道。目前中国的“工商税收门槛”是否“苛刻”(“门槛”如何能够用“苛刻”来形容?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管理政策”是否“不合理”、“金融服务业门槛”是否“过高”,这些也许只有“最懂经济学的社会学家”才能判断。但“我国的中小企业难以大量地产生和发展”则是谁都能看出来是错误的。根据国家发改委和其他两个部门共同发布的《中国中小企业信息化发展报告(2007)》,光是在两年前的2007年,中国的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的数量已经超过4200多万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8%;其中,经工商部门注册的中小企业数量达到430多万户,个体经营户达到3800多万户。如果这还不算“大量地产生和发展”,我倒想请孙立平先生不吝赐教,到底要怎样才算?  至于“要在中国银行开个账户需要注册资金起码100万元,工商、华夏等银行至少要50万元”的结论,大概也是孙立平从媒体上得来、并未经核实地接受的。近些年来,确实有些银行营业网点(主要是处于大城市繁华地段、业务非常繁忙的银行营业网点)出于成本考虑,谢绝注册资本过低的企业的开户请求,但这属于个别的机构行为,并没有任何法律法规确定企业开立基本户的最低注册资本。根据《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只要能够出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和法人身份证,任何企业可以选择在任何银行开户。比如说在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南京西路支行,哪怕你的企业注册资本是最低的3万元,去开户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该书类似的错误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在这里就没有必要继续追究下去了,反正有一点是很明确的,虽然不知道在这张“最懂经济学”的支票上背书的“许多中国的经济学家”都有谁,但上文已经清楚地表明,这其实是一张空头支票。  学识比姿态更重要  那么,其实不懂经济学的孙立平能算是社会学家吗?如果从这本《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来看,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该书第87页写道:“(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世俗化的过程。”这句话充分表明孙先生并不懂得“世俗化”这个社会学词汇的基本含义。世俗化的前提是一种宗教状态。比如说国家权力的世俗化,在社会学里面,一般是指西欧国家的行政权力从教会让渡给君主。也就是说,必须先存在一个宗教的(或者神圣的)状态,才能有世俗化的过程。至于中国,众所周知,从来就不是一个宗教国家,世俗化自然无从提起。实际上,孙立平也非常有可能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因为紧接着这句话,他说“利益已经取代意识形态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操作系统’”;然而隔了四行之后,他又认为“利益取代意识形态成为基本的社会驱动力”。从中可以得到一个匪夷所思的方程式:“利益”=“社会的‘操作系统’” =“社会驱动力”。“操作系统”如何等于“驱动力”?这个问题除了孙先生,恐怕没有人能够弄清楚。  孙立平之所以不能算是社会学家,不仅由于他会发出这些梦呓般的议论,还在于他缺乏社会学家最基本的求证与反思精神。在第115页,孙立平先生:“除了在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大城市之外,中产阶层还是踪影难觅,中等收入者在整个社会中所占的比例还很小。”在随后的第116页,他援引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将家庭年收入5.37万-16万、个人年收入3.4万-10万作为中等收入者的标准……目前的中等收入者占全国总人口的7%左右,大约有1亿人口符合这个标准”。  孙立平反复地表达了他对中产阶层的关怀,在该书的第19页,他指出“中产阶层债务沉重”,在第25页,他还认为“在中国,由于中产阶层家庭负债率普遍偏高,许多人都有大笔的‘房贷’需要按月偿还”。那么,孙先生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是什么呢?是翔实的定量数据吗?还是详尽的定性调查?都不是,他的论据足以让很多人跌破眼镜:“有人在网上说,现在过得最惨的就是中产阶层,因为富人早就有了房子和车子,穷人没钱买房子和股票,只有中产阶层,刚刚买了房子却成了房奴,仅有的一点积蓄买了股票还被彻底套牢。”(第20页)  只需花几分钟进行求证,就能发现孙先生引为论据的这段话是典型的脑残网友言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居民消费信贷余额为3.94万亿元。也就是说,就算假定下等阶层和上等阶层在银行的贷款余额为零,把这3.94万亿统统算到中产阶层头上,为数一亿的中产阶层人均负债仅有4万元不到,这哪里能够得出“中产阶层家庭负债率普遍偏高”的结论呢?何况2008年底全国居民本外币存款余额高达22万亿余元。  当然,《重建社会》并非一无是处,至少孙立平对腐败现象的批判、对底层劳苦人民的同情、对社会和谐的追求,我想是任何人都应该赞同的。我并不认为孙先生做出这种姿态只是为了博取公众的喝彩,正如我并不认为孙先生近年致力于研究和谐社会理论只是为了向中央致敬。但对于“公共知识分子”来说,学识比姿态更加重要;毕竟如果他们缺乏必要的学识,顾盼自雄地以为只要看看《光荣与梦想》就能够理解经济危机,甚至找到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办法,就难免会沦为不知所谓的“公共分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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