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黑暗："二战"时期欧洲的同性恋者

第一章 大清洗
国会纵火案
柏林的疯狂年代
社会解放受到致命威胁
柏林的同性恋政策
危害极大的“外出郊游”浪潮
文化的浩劫
海因里希·希姆莱：一个仇恨科学的讲话
尴尬的“血腥之夜”
血腥的早晨
从“血腥之夜”到“砸玻璃之夜”
同性恋在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的命运
德国和奥地利的女同性恋的命运
第二章 仇视同性恋的可怕岁月
粉红色三角
“疯狂”医生
集中营里的“性生活”
一个艰难的任务
欧洲其他地区的情况
第三章 无忧的巴黎
巴黎的医生和警察
巴黎的夜生活和沙龙
被占领的法兰西，被监控的巴黎
达尔朗和他的土伦水兵
面对神秘凶手的达尔朗
所有人都解放了吗？
历史的不可思议的沉默
第四章 萨特，无须负债
安德烈·纪德和让·科克托
作家、同性恋和附敌分子
萨特与同性恋造反
第五章 重新认识之路
带头的无名呐喊，最初的集体行动
邦特和斯特拉斯堡事件
悼念之艰难
死者的名分
不可告人的结盟
同性恋和公民权
结束语
译后记

勒·让比图，1948年生于法国的波尔多，法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事新闻工作，于1979年创办同性恋报纸《Gai Pied》。他是“集中营同性恋被囚禁者纪念馆”主席，是《我，皮埃尔·塞尔，被囚禁的同性恋者》一书的两位作者之一。他也一直致力于对战争历史及战争中这一群体的研究。

    当我们回忆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时，20世纪中的一个历史事实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集中营的出现。正如历史学家尼古拉·沃斯所说，集中营的出现，接近是由于20世纪初发生在南部非洲的那场波尔斯战争影响造成的。英国军队为了破坏敌方战士的抵抗，决定把交战国的妇女、儿童和老年人关押起来作为人质。30年之后，人们又看到了这种敲诈勒索和非人道的大搜捕行为。集中营的设置运转，是为了收容那些不能见容于社会的反革命分子，设置理由是思想改造需要一定时间。


    尼古拉·沃斯补充道:“波尔斯战争之后，德国于1933年2月开始，陆续建立起一些集中营，用以作为对反纳粹分子、犯普通法的犯人、不适应社会生活者、同性恋者进行改造的场所。”在希特勒的网络系统中，也有许多观点非常不一致的人，这些人都被认为是思想上的危险人物。局势变化很快，令人头晕目眩。从1939年9月占领波兰开始，集中营的数量如雨后春笋，急剧 增加。这些集中营关押着德国人陆陆续续征服的新领土上送来的20来个民族的侨民，所有被德国陆、海、空三军占领国家的抵抗分子以及后来的命中注定将被最终解决的数百万犹太人。在第三帝国达到巅峰的时候，有一千多座集中营建立在被他们奴役的欧洲的土地上。


    在回顾纳粹集中营制度，并以此来深入了解在这一非人道大悲剧中同性恋者的特殊命运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关于集中营究竟意味着什么。强迫一些人背井离乡将其关押起来，粗暴地他们的各种权利，破坏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生存方式，使他们不得不否认甚至出卖自己的身份，长期待在危险无处不在的兵营里，这就是被抓的同性恋者的命运。历史学家弗朗索瓦·贝达里达回忆道:“在德国境内组织的集中营里，从1933年起，首先关押的是那些反纳粹的德国人、犯一般罪的囚犯、被判定有危险倾向的成年人。他们的被关押，或由于安全原因，或因为判刑前需要羁押，或者要对其进行改造:政治犯、一般犯人、同性恋等。”


    大逮捕行动是诸多专制独裁手段中的一个，也是最厉害的一个，历史学家让·维格勒写道:“甚至是从思想意识方面考虑，也有理由需要这种手段。有安全方面的理由，也有经济和种族方面的理由。雅利安人通过征服他们所谓的下等民族来扩大他们的生存空间，通过种族主义政策以维护他们的长盛不衰。因此政治上的反对者、有生理缺陷的人、不适应社会生活的人、同性恋者、犹太人、茨冈人以及斯拉夫人都是他们搜捕的对象。”这些人如此地互不相干，在平时生活中极少互相往来，现在却结成了紧密的群体，一起走向死亡。


    正如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所描写，他们是“没名没姓的一个群体，人员在不断更新，方式总是老一套。这些无名的人，他们身上所有的光辉均熄灭，他们默默地走着，劳碌着。他们的一切都被淘空，他们已经麻木，感觉不出所受的痛苦。人们很难把他们称为活人。人们也不能说他们已经死亡，他们不怕死亡。因为他们已经没法弄清楚，什么是死亡。他们总是在我的脑海中显现，没有面孔。假如我能够通过一个形象来概括我们时代所有苦难的话，我将选择这个我脑海中最熟悉的形象: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男人，低着头，弯着腰，脸上和眼睛没有丝毫思想的痕迹” 。在这个人间地狱的描写之外，还应补充一些与语言相关的问题:“试想想，某个人，他面对要将他送进焚尸炉时他听不懂，因而也不理解的命令，该有多么害怕。在集中营里，一下子建立起一些能够互相理解的人聚集在一起的集体。”


    这些人的共同命运在铁丝网的后面被捆绑在一起，但他们的身份并不容易辨认出来。一个便于辨认的特殊标记很有必要。让·维格勒写道:“囚犯们条纹布的囚衣上面，都缝有三角形或星形的标记。这是纳粹需要并建立的种族和社会等级的标志。每一个在集中营或死亡营里的犯人都肯定是要死的。饿死、累死、病死，担当药物试验品而死、刑具折磨死或快速处决，还有关到毒气室里毒死。”


    拘留营和集中营的犯人衣服上的标记是一点一点地改进并逐渐形成的。历史学家沃尔夫冈·索夫斯基写道:“随着集中营的重新组织，党卫军于1936年引进了一种分类制度，即把犯人按性质分成若干小组。在上衣胸前的左边和长裤的左裤腿上，在犯人序号旁边，缝一个有颜色的三角形标记。……政治犯是营中的第一类，他们最初是没有特殊标记的。直到1937年，才给他们缝上了红三角。”他进一步写道:“对于社会阶级角色，决定性因素是分类方法:按不同颜色、不同三角形和其他区分标志分类。”


    “刑事犯”是绿色三角;不适应社会生活者，黑色;同性恋 者，粉红色;流亡者，蓝色;茨冈人先是棕色后改为黑色。犹太人的标志是六角星。外国人，他们经常被划到政治犯一类，在原来的红三角之上，叠印上他们各自国家的符号，法国人印“F”，波兰人印“P”，西班牙人印“S”。那些陪伴犯人的被囚者，在其三角标志的很好之上，印上一个黑点作为标志。“夜与雾”队伍的犯人以红色宽带作为标志。他们背上有一个十字架标记，左右两边各标有两个大写字母NN（德文Nacht Nebel的第一个字母），在他们长裤的裤腿上，也有同样的大写字母。至于那些早就被怀疑会逃跑的人，纳粹在他们的前胸和后背，都画上红、白两色的靶心样标志，这样一来，可疑人群中稍有动作，党卫队很容易找准目标射击，就像人们在庙会和集市的小摊上练习射击一样。
    

《爱与黑暗》作者让·勒比图使用大量翔实的原始资料、当事人证词以及他同让－保罗·萨特和米歇尔·福柯的谈话，重新揭露出一段被埋藏的爱与黑暗的历史――“二战”时期欧洲同性恋者遭受纳粹迫害的事实。他同时也向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被迫害和牺牲了的同性恋者因何成了我们集体记忆中被遗忘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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