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东土/两个世界的挫折

001 自序：人类尚未形成


上卷

027 加拿大华裔青年的忧虑
030 邂逅石桥湛山
032 抗日剧里的灰太狼
034 与铁牛坐禅
037 幅馆卓哉的眼泪
042 山梨一日
050 落地而死的麦子
057 从涩谷谈话到日比谷抗议
066 “同学，请把你的骨头带走”
069 宗教与迷失
075 国会故事
089 樱桃的滋味——阿信故乡纪事（一）
097 樱桃的滋味——阿信故乡纪事（二）
107 现在思考这个国家
112 “笔部队”与书籍广告
121 清朝的维稳外交——池袋夜谈
124 中国崩溃论与大正民主运动
133 武田泰淳的悲伤——学术会议纪要（一）
137 分人主义——学术会议纪要（二）
140 “在东京合作盖房吧”
148 世态炎凉——新宿自焚案报道观察
154 “Show my power”
158 请穿过布满地雷的森林——东大授课纪要
165 天皇责任与社会抵抗
174 中国会崩溃吗？
181 西山事件
187 从义战到欲战
191 小日本主义
197 媒体将日本拖入了战争——寻访石桥湛山
209 日本的三条道路——中江兆民的预言
213 国家的品格
217 八木谷的故事——秋叶原叙往（一）
225 磨刀霍霍的媒介素养
230 关东大屠杀
235 西山太吉的微笑
240 靖国神社的真正问题
246 大家在东京
250 身边的“右翼”
253 失意的记者
259 一去不回的逃兵
264 从横滨到久里滨
278 生死风土
285 “100%的日本立场”——与“右翼”交谈（一）
291 “中国一无是处”——与“右翼”交谈（二）
296 抗议声浪中的岩波书店
301 告别军国主义的几个条件
307 女儿想家了
308 言不由衷的右翼——与“右翼”交谈（三）
313 从涩谷到明治
317 两个“一郎”的一天
324 论语与算盘——从涩泽荣一到石桥湛山
328 写序言——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330 拓殖与报国
336 朗费罗的慈悲
338 风雨中抱紧自由
339 “需要光明才是真正的不幸”
342 错过胡适，错过石桥湛山
351 断臂上的花朵
352 西风吹开东土(一)
363 “踏破支那四百州”——乃木希典的春秋
366 星座与国民性
376 小中华与日本边境论
378 意义的激情
381 村八分与和解疲劳
386 东京自由女神
390 假如日本征服中国——中野夜谈
393 靖国问题——感恩还是谢罪？
399 为众人成功，为自己成仁——箱根归来
403 幸治的故事
411 困在两个祖国之间——与右翼交谈（四）
417 女儿的迷惑——竞选广告上的通缉犯
420 想起了小鹿纯子
422 沉重的幽默
423 名张的天空
427 日本刀
429 奈良屋檐下
430 京都创业课
433 社会是魔鬼——加藤嘉一来访（一）
437 仁川印象


道路与命运——卷中插画


下卷

441 归国数日
442 丑陋的日本人
444 回归人的历史与同情
445 新宿自焚案后续
447 德鲁克式的旁观者
448 鸦片与战争
450 日本与本日
451 西风吹开东土（二）
457 寂静的沉睡
458 礼失求诸野
459 在横滨想起了傅雷
465 在佐田雅志的歌声里(一)
470 可实现的乌托邦——秋叶原叙往（二）
475 中国的进步
479 高中生来信
480 皮条客的春天
488 日本的幽暗与中国的“超稳定结构”
491 地震亲历记
497 晤小仓和夫
500 NHK的烦恼
504 复活
505 感谢抗日剧
506 中间地带
511 风雨夜归人
515 历史的后怕——读石原莞尔
521 悲歌与风骨
523 从朱舜水到宋教仁
528 茨城半日与因果谜团
534 北海道的秋天（一）
536 北海道的秋天（二）
543 北海道的秋天（三）
546 在火车中向后奔跑
548 在外务省聊石桥湛山
551 凹凸结构——最后一场讲座
555 “战争来的时候第一个跑”
559 明石真人的悔悟
561 休息日
562 河上民雄的心事——秋叶原叙往（三）
567 黑暗森林——琉球纪事（一）
572 一加一等于零——琉球纪事（二）
577 人生何处不青山——琉球纪事（三）
584 赤子孤独了
586 再见幅馆卓哉
591 在佐田雅志的歌声里（二）
597 一亿总忏悔
600 “三国治”——加藤嘉一来访（二）
604 东方的土地

606 后记：如何弹奏一架钢琴
媒体评论

熊培云，评论家，时代观察者。1973年生于江西永修，毕业于南开大学、巴黎大学，主修历史学、法学与传播学。曾任《南风窗》杂志主笔，驻欧洲记者，《新京报》首席评论员。现为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自序：
     人类尚未形成2014年6月，我赴东京大学做客座研究员。几个月后，便有了这部日记体访学笔记。它详细地记录了我日本旅居期间的所见与所思。这是我在写作上的又一次尝试。我曾经说过，寻找一种适合我自己的表达方式，是比拓展我的言论自由更严肃的事情。旅日数月，甘苦自知。除了日常的读书、交谈和讲座，每晚我还必须整理出当天重要的见闻和思考。为省时并便于现场记录，平常出门我除了背一个长镜头相机，还要带上一台笔记本。随身带相机是做记者时养成的习惯，我喜欢用相机做笔记，见到有意思的东西便拍下来，尤其是文字资料，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用上。至于随身带电脑，接近是因为有了前车之鉴。几年前我曾两次访美，一次为观摩美国大选，另一次是为寻找美国非暴力运动的思想资源。几个月里我先后跑了美国东西部许多地方，并记下了厚厚几本笔记。不幸的是，直到现在我也没能将它们一一整理出来。或许将来直接变成遗物也未可知，我有时会这样想。而这次，我不得不像个打字员一样度过劳累而充实的每一天，虽然同样地日日辛苦，但后期整理确实要容易得多。从日本回到中国时，我的电脑里已经有四五十万字的文稿等着我了。
    
     问题与方法
     去日本之前，我准备探讨的是有关中日和解的主题。这是我的一个心结。早些年在法国，我时常惊讶于法德之间的和解。而东亚，尤其中日之间的纷争让我不得不为这两个所谓“同文同种”的国家叹息。我清晰地记得五年前第一次到日本时的感受。当时天空中飘着细雨，我走在东京的大街上，仿佛并没有走出中国。这里有太多和中国相似或相关的东西，比如人的肤色、体型以及随处可见的汉字。不同的是日本人喜欢打躬。事实上，这也是中国到了近代才丢掉的礼节。以前，中国人不仅打躬，还要作揖。刘半农曾写过一本《作揖主义》，大意是说不管有什么天大的事，不与别人争论，多作几个揖，送走后好忙自己的事——“要办事，还是办我的事；要有主张，还仍旧是我的主张”。 然而明治维新以后，就是这个具有中国古代文化特质的日本（春秋人格 儒家思想 天子崇拜），渐渐与中国结下冤仇。从“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日本曾是东亚优选的学生，谁知他竟以弑师之礼毕业——不仅攻击了中国，也攻击了美国。此“和魂”者，亦变异为“不和之魂”也。百余年前，亨利·朗费罗(Henry W. Longfellow)曾经说过：“如果我们能读懂每个人秘藏的历史，在每个人的生命里发现他的哀伤和痛苦，所有的仇视也就放下了(disarm all hostility)。”我相信了解是和解的前提。在此背景下，我准备了不少有关日本的问题。比如：媒体与知识分子在日本法西斯化过程中起了怎样推波助澜的作用，今天处于十字路口的日本出现了怎样的变质，日本能否守住和平宪法第九条等。与此对应的是中国该怎样应对目前中日关系恶化的局面。此外，日本普通的国民，甚至包括当年挑起战争的狂热分子以及今天的极右势力，他们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有着怎样的内心世界，这些问题也都是我想了解的。至于具体的研究方法，它同样得益于我几年前的美国之行。当时我正在伊利诺伊州观摩大选，所到之处，我问了很多人，他们无一不说现任总统的好话，并准备助奥巴马一票之力。这是我在美国现场做的随机民意调查，不是吗？然而，为什么我搜集的民意和美国主流媒体及民意测验中心发布的结果大相径庭？根据现场调查，我的结论是90%以上的美国人都支持奥巴马连任，而其他民调却显示两位候选人平分秋色，甚至罗姆尼在第一轮电视辩论后还暂时领先于奥巴马。 这一落差很快让我警觉起来，我注意到我的抽样出了严重的纰漏。我经常是在公交车站或长途汽车上抛出问题，而这里聚集了大量底层民众尤其是黑人和来自拉美的少数族裔。换句话说，我差不多是在奥巴马的客厅里调查有多少人支持奥巴马！合理的抽样很重要，同样是关于国民体质的调查，在游泳馆里和在手术台上得出来的数据自有天壤之别。 以上醒悟让我突然之间明白了许多道理。比如说在中国，我经常会在一些聚会上遇到和我意气相投并有着相同价值观的人，对中国该如何转型我们通常会有一个共识。但是，倘使我由此得出一个信心满满的结论，以为中国会朝着我们的共识走，那真是异想天开了。因为那些聚会上的共识并非这个国家的共识。难以计数的反对我们的人，并没有出现在那次聚会上。同样，如果在喜欢我的读者当中调查《环球时报》与《自由在高处》哪个更好看，这种抽样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被调查者是一群被我的写作过滤出来的人。中国未来走向之复杂性远非几个志同道合者坐在一起可以预见或判断的。每个圈子都有每个圈子的局限性，作为时代观察者与思考者，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你就得不断地离开原有的圈子，走进更广泛的人群，倾听更多的声音，梳理出更多的思路。我把这种醒悟带进了我的日本之行。无论是对历史还是现实的了解，我的判断只能来自于我所能够获得的材料，即可能的事实。为此，我必须做到两点：其一，事实层面。因为我能获得的事实或者材料是有限的，所以我要尽力获得更多的样本，接触日本的各个阶层和领域。所以，在那一百多天里，除了旅日华人，我的访问对象还包括日本的学者、议员、律师、杂志主编、新闻记者、家庭主妇、企业家、小商贩、皮条客、公务员、维权者、自建房屋者、年届九旬的老人、侵略者和被屠杀者的后代、不同年级的大学生，以及我在审美上接近不能接受的右翼作家和右翼出版人。注意，有些人的身份可能重叠。就立场而论，他们有的支持日本向右转，有的模棱两可，有的接近反对。无论如何，我相信和他们交流对我思考日本和中日关系是有益的。做完这些功课，剩下的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既要恶补自明治以来与日本相关的书籍，还要去山梨、山形、京都、奈良、大阪、横滨、久里滨、茨城、北海道和冲绳等地寻找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即便如此，我也清楚地知道，我所能获得的材料对于了解这个国家而言仍是微乎其微的。其二，意义层面。既然观察与思考注定是一个断章取义的过程，在对日本做判断（为事实赋予意义）时，我更要十分谨慎。事实是事实，意义是意义。我们无法获得全部的事实，却热衷于生产各自的意义，这既是个人隐性之权力，也是世间纷纭复杂、参差多态之原因。当我们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时，那更多是意义层面的事情。如果我想打捞事实层面的东西，我就不能只关注我所垂青的角色（重要的意义素材），还要还原或者扫描整个舞台。心理学上有个实验很好地解释了我的担忧。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西蒙斯和他的同事在1999年进行了一项实验。他们让志愿者看一段打篮球的视频，要求他们数出三位身着白衣者的传球次数，而无需理会三位身着黑衣者。那些人传球时，一个打扮成大猩猩模样的人走进他们中间，面对镜头捶打胸膛，在镜头前停留9秒后退出。视频播完后，一半志愿者回答没有看见“大猩猩”上场。这就是有名的“看不见的大猩猩”实验，心理学家将此现象归咎于“视觉盲视”。简单说，人们只能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当你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个事物上时，你会对周围的事物视而不见，哪怕它就发生在眼前。《小王子》里有句经典的话——“只有用心才能看到本质——最重要的东西眼睛是无法看到的”。这句话其实也可以反过来说：当我们用心观察某事物时，最简单的东西我们可能看不见——但它们确实真实存在。用心看是追求意义，用眼看是尊重事实。优选的状态是心眼并用，意义不否定事实，事实不代替意义。
    
     何谓“西风东土”
     这些年我梦见最多的是老家的风景与村庄，我几乎没有梦见过城市。在国外旅行时我也会格外留意乡间的老屋。这次在日本，看到一些江户时代留下的房子，我虽然为之赞叹，内心却有不平——我家原本有一栋带天井的几进老宅，据长辈说便是被日本兵烧掉的。几年前，当我为写《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搜集日军在我老家所犯下的种种恶行时，更是满腔愤懑与伤感。因为上述原因，每当我踏上日本的土地时内心，难免被另一种悲哀笼罩——同为东土，这个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岛国，何以在其文明的母国衰落之时，举起了屠刀？ 无论是聊天还是在一些书上，我接触到一种非常流行的辩解。有人会说，帝国主义化和法西斯化是因为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向西方学坏了。言下之意，东土原本和谐完整，怪只怪“西风吹裂了东土”。我当然不能认同这种寻找替罪羊式的解释。我并不否认对西方的学习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日本走上了邪恶的道路，但它只是无数稻草中的一根而已。虚荣的天皇、试图以侵略谋求发展的失意武士、鼓噪战争的无良媒体人以及脑壳小得只装得下天皇的农民，他们哪一个是西方教出来的？这可真是找对了尺子量错了对象。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最重要的是强弱对比。没有学习西方之前，日本也曾试图吞并比它弱小的琉球。就算向西方学来的器物之变将日本带到了某个“tipping point”（引爆点），但最终影响日本国策的仍是日本对周边国家的强弱判断。试想如果当年日本确信在军事上将输给中国，它一定会收起尖牙利爪。至于后来自不量力地袭击美国，那接近是日本在陷入战争泥潭之后的疯狂。以“西风东土”统括此书，与上述争论有关。西风是流动的，它像是一种观念的潮流，四处飘荡；而东土是凝固的，它包含着人与附着其上的传统和习俗。风可以帮助花蕊孕育，也可以吹落花蕾，但风不会让一粒樱桃的种子长成一颗土豆。土地里有什么样的种子，孕育什么样的果实，终究都是土地自己的事。在这里，西风的内涵也会随着东土的意义发生变化。当东土仅指日本时，西风既包括现代意义上的西方（欧美），也包括日本以西的中国。这也印证了日本由“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的转变。而当东土指现代意义上的东方时，它既包括日本、中国，也包括亚洲许多其他国家，西风则仅指现代意义上的西方。但正如萨义德所说，东方只是一个被发达国家制造出来的概念。所谓“近东”、“远东”等体现的都是典型的欧洲中心论。如果考虑“地球是圆的”这一因素，除了南极北极，从地球上其他任何一点西行都可以回到自身。换言之，在这颗星球上，凡位于我西方的土地必然同时位于我的东方。那东西还有什么区别？人们在地理上区分东方与西方，是为了确定方位；人类在政治上划分东方与西方，只能说明人类尚处于分裂之中。“我者-他者”是一种相反相成的关系。一方面，我者与他者对立；另一方面，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我者需要不断地制造他者。比如奴隶主需要奴隶这个“他者”来实现奴隶主的身份，而爱国者也需要圈定“卖国者”这一身份来完成自己的身份认同。同样，还有“东方-西方”。虽然我们名义上同属人类这一物种，并置身于所谓的人类文明之中，但人类从来没有真正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误解与被误解，施虐与受虐，征服与臣服，同胞与异类，只要“我者-他者”这个模式一直存在，人类就永远有两个世界的挫折。而层出不穷的事实一次次证明，随着人类历史进程的加快，一个世界的挫折必然会影响到另一个世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日本走向法西斯时，被其视为他者的美国和中国都无法独善其身。除了东西，本书书名暗含“风土”。往深层次说，我这里所谓的东土，亦可指人性本身。在人性广袤的大地深处，埋藏着难以计数的欲望与恐惧的种子。风可以吹落它们结下的善或恶的果实，但风不能吹走深藏在种子里的欲望与恐惧，那是人类善恶的源泉。没有欲望与恐惧，人就不复存在了。 人有欲望与恐惧，并不必然为恶。真正的自由，不过是要求你的欲望以他人的恐惧为界。有一点是日本在近现代化过程中改变了的，即国民对个体与国家的理解。这是意义层面的事情，人性以外还有“人义”，我在后面会谈到。我还想提前申明，如果有朝一日我把在法国、美国甚至计划中的印度的访学笔记整理出来，也可能冠之以“西风东土”，到时候它们又会有另一番含义。想想生活中还有那么多事情可以做，人生还是有希望的

这是"菊与刀"之外的另一个日本，也是打开未来的中国之书
从北海道到冲绳，一次漫长的思想游历
思考中国与日本的现实问题，回望东方与西方的世纪纠葛日本是中国之药

熊培云旅日日记 完整呈现

在日本，思考中国与世界

行万里路，写一卷书。熊培云以记者的敏锐和学者的深度，详细记录了旅日期间的所见与所思。本书不仅梳理了日本自明治以来的思想流变，同时深入探讨了当今日本的社会结构与社会问题。有关“日本是中国之药”的结论，注定这不只是一本日本之书，更是一本中国之书。

日本是中国的一味药。至于药性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如果认真学习日本的社会建设，日本将是一味良药，可以医治中国“弱社会”与“强个人”的病灶。如果只是看到日本在向右转、安倍在参拜靖国神社、右翼在街头举旗叫喊，从而继续以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来强化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则可能适得其反。倘若良药未成反自制苦果，将是一味毒药。

我之所以仍然热衷于寻访一些我所喜爱的历史人物，固然是因为在他们身上我可以找到精神与思想上的共鸣，此外还有对历史木已成舟的某种伤怀。我相信这种伤怀不仅是基于古老的悲剧意识，更是我对所有尼布尔意义上的光明之子的深切回望。我想从黑暗年代里寻回一点光亮，希望那些曾经照亮过去的人也将照亮未来。

大自然馈赠人类太多的恩情。它给了人类免费的死亡，人类却没有耐心等待这份施舍，所以不仅发明了断头台并给刽子手发工资，还制造战争把无数血肉之躯送上战场。然而，我还是要感谢大自然有关生与死的无私的施舍，它教会我们要节制贪欲。因为有了这份免费的死亡，我们可以在有生之年积极行善，至于除恶的事情交给大自然就好了。

好的观念将人带上康庄大道，坏的观念让人万劫不复。当一个国家被一种坏的观念所笼罩，这个国家也就开始了它的灭顶之灾。日本当年就是这样一步步从“明治维新”滑向“一亿总玉碎”之疯狂的。在这里，“意义猛于虎”。许多人受意义的激情驱使，最终又被意义吞没。

人类尚未形成。虽然我们名义上同属人类这一物种，并置身于所谓的人类文明之中，但人类从来没有真正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误解与被误解，施虐与受虐，征服与臣服，同胞与异类，只要“我者-他者”这个模式一直存在，人类就永远有两个世界的挫折。行万里路，写一卷书。熊培云以记者的敏锐和学者的深度，详细记录了旅日期间的所见与所思。本书不仅梳理了日本自明治以来的思想流变，同时深入探讨了当今日本的社会结构与社会问题。有关“日本是中国之药”的结论，注定这不只是一本日本之书，更是一本中国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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