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改变 个人的现代化40年

序一 张维迎
序二 傅高义
前言
第一章 肉身
第二章 空间
第三章 学习
第四章 角色
第五章 生死

王石，1951年出生。1984年在深圳创立万科公司。万科1989年成为中国最早的上市公司；1998年成为中国优选的上市房地产公司；2016年成为《财富》世界500强企业。2001年起，相继成为“中城联盟”“阿拉善SEE基金会”“壹基金”等社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2009年起，连续参与联合国气候大会，并于2015年创立大道应对气候变化中心（C-TEAM）。2003年和2010年，两次登顶珠峰。2005年完成“7+2”（登顶七大洲优选峰，徒步到达南极点和北极点）。2010年至2019年，王石先后赴哈佛、剑桥、希伯来等大学访学。2015年被授予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院士。

    第三节 告别个人英雄主义作为公众人物的经历大众知道我，很多是从2003年5月登珠峰的电视直播开始的。虽然之前，我在企业界已有知名度。我原本计划是2004年开始尝试登珠峰，但2002年，中央电视台的《人物》栏目计划拍摄一个“纪念人类登顶珠峰50 周年”的专题片，极力说服我组织了2003年的搜狐珠峰登山队。2003年攀登珠峰时，碰上了SARS（“非典”）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其间许多学校停课、工厂停工、机关人员留在家里办公。与此同时，央视有四个频道在同一时间现场转播搜狐珠峰登山队的攀登进程。显然，通过央视的强大传播力，全国上下都在收看搜狐登山队攀登珠峰的实况转播。有人调侃：我们困在家里等死，这几个人是在珠峰找死！客观上说，攀登过程，尤其登顶的直播不仅创造了很高的收视率，还起到了振奋人心的作为，成为战胜SARS疫情的一股精神力量。我是知名企业的董事长，在四名登顶者中最引人注目，再加上央视的强力转播，各种因素集合在一起，形成了巨大的新闻效应，让我的个人名声上了一个新的高度。我登上珠峰，对公众，对企业家群体，事实上起到了一定的励志作用。登上珠峰之后到2005年底，我陆续登上了七大洲的优选峰，并徒步到达了南极点和北极点，完成了登山界的“7+2”征程。我的公众形象更加“高大上”了。但2008年5月发生的“捐款门”，却让我的公众形象一下子跌到了谷底。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四川发生8级大地震。当晚，万科集团总部捐款200万元。5月14日，一位网友在博客上给我留言：“（万科）才（捐）200 万，太失望了!!! 万科在我心中的形象大减!!!”5 月15 日凌晨，我的回复中有这样的内容：对捐款超过1000万的企业，我当然表示敬佩。但作为董事长，我认为万科捐出的200万是合适的，这是董事会授权管理层的优选单项捐款数额。即使授权大过这个金额，我仍认为200万是个适当的数额。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成为负担。…………万科在内部号召进行的慈善募捐活动中，有条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十元为限。其意就是不要让慈善成为负担。那篇博客引来网友强烈的批评、质疑和谩骂，酿成了万科历史记录大的一次舆论危机。5 月21 日，我接受凤凰卫视《金石财经》采访，主持人曾静漪突然问：“王总您介不介意就那个帖子向网民道歉？”我当时一愣，但感到了她的善意，我避开帖子内容本身，说了两句话：第一，因为我的几句话，使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帖子上，影响了抗震救灾精力的投入；第二，这个帖子给投资者和消费者造成困惑，给管理层和员工造成压力，这些都是负面的影响。为此，我无条件道歉。2008年那一年，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年初的“拐点论”，之后的“捐款门”，第一次让我重新认识到了自己在这个社会的位置。之前应该是功成名就，企业也做得比较大，但“捐款门”发生时，一天可以上十万的帖子，95%以上是负面声音。与其说是重新归零了，还不如说就是负数。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虽然你登上了珠峰，但是你的道德高度还没有坟头高。”这让我第一次认识到了我和这个社会的距离。我要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企业要在社会上生存。这样的处境，第一次让我感到很孤立，万科很孤立。当时还有一个插曲。就在我那篇博客刚刚引起网友争议之后几天，一位企业家也发表了跟我类似的言论，主要意思也是说不要让慈善成为负担，然后网上的舆论焦点立刻转到了他那边。但这家有名企业迅速进行了危机公关，负面舆论很快平息。而我却始终没有处理，即使万科的管理层一再建议，仍我行我素。负面的舆论焦点又回到了我这边。2008年12月份，我在澳大利亚学滑翔机，洪海导演在跟着我拍纪录片。结束了一天的滑翔机飞行训练之后，就在停机库，已经冷静下来的我，在回顾2008年的经历时，说了三个感谢，其中一个就是感谢网民对我捐款言论的铺天盖地的批评和情绪发泄的咒骂。那一次的经历让我意识到，我本人和万科的影响力，比我们自己认知的要大很多，但是我没有做好这个准备。所谓感谢是让我成长起来，重新认识自己，知道在这个社会当中，应该怎么去做。不是从此就拒绝再和这个社会来往，而是非常积极地去面对。2009 年11 月底，也就是“捐款门”发生的第二年，我意外地接到了李连杰先生的邀请。他代表壹基金，邀请我加入壹基金公募基金筹备小组，还建议我出任第一届理事长。李连杰先生，包括参与壹基金公募基金的其他企业家对我的正面肯定，让我感觉到非常温暖。我记得当时直接问李连杰：“汶川地震和‘捐款门’事件，网民对我个人的评价很负面，你不担心？”李先生答：“大家对你的正直和理性有信心。”我的眼睛湿润了……2010年末，独立的壹基金公募基金在深圳挂牌，受尊敬的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被选为理事长，我出任执行理事长。但我深知，我在许多人的眼睛里，负面的形象依旧。一次，我邀请一位我仰慕已久、有探险精神的科学家加入壹基金顾问委员会，这位耿直的科学家却表明态度：因为“捐款门”事件，拒绝加入。我听到后很有挫折感。就内心而言，你当然很在意你尊重的人群对你的评判和态度，但你更在意的是自己如何评判自己，并调整自己继续前行。这么多年来在，社会上不接受我的、持批判态度的人不在少数，只不过这位科学家心直口快，没有掩饰而已。回忆我在中城联盟里的行为、在阿拉善理事会的角色、在万科的强势，自然无法回避这么多年始终唯我独尊、以自己以为正确的姿态强势对待别人，并以“己所欲才施于人”的心理优越感来对待员工、对待同行、对待政府、对待合作伙伴、对待业主、对待社会。你如此的生命姿态怎能不引起公众的反感？怎能不带来同行的怨言？只不过，碍于面子、碍于我的影响力，大多数人不公开表露而已，捐款门事件和互联网的传播效率给了发泄的机会。孔子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曾长期以“己所欲才施于人”的态度处事。2008年的“捐款门”事件让我深省并意识到：在当今多元社会中，应该秉承“己所欲，亦勿施于人”的生命姿态才更合适，尤其对有影响力的人物来说。这就是我对“捐款门”感谢的逻辑和理由。2011年初，还没来得及过春节，我就只身一人赴大洋彼岸的波士顿，在白雪覆盖的哈佛校园开始了自己的访学生活。我曾经把人的一生比喻为一颗出膛的子弹，其轨迹是条抛物线，无论初始多块的速度，有多大的摆脱地球引力的能量，最终都会落回大地，结束一生。我的人生抛物线优选点已经达到，比如两次登顶珠峰、万科在同行的地位和未来展望以及公益慈善事业的影响力等。现在，既然抛物线在下行了，那么就应该将社会的资源更多地让位给正在上升的年轻一代，这才符合正循环逻辑。我去访学，不仅是为圆留学梦，同时也是想借此疏离中国的商业社会。我不在国内，聚光灯就会多给郁亮，多给万科团队的其他高管。但意外的是，我又再一次成了中国的新闻焦点人物！也许是在60岁年龄的求学求知欲望，加上名校的影响力，引发了很多人的好奇心：王石还需要去留学吗？他是怎样学的、学什么？哈佛也有老年班、中文班？或也触动了很多人内心朦胧的欲望或渴望。去探访我，成了一些有影响力的中国官员和企业家去哈佛校园的诉求之一。重新认识自己的影响力2018年初，《财经》杂志的记者在采访时问，你害怕被公众遗忘吗？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了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有6名中国人入选，伍秉鉴是其中之一。1834年，伍秉鉴的私人资产按照当时的价格计算是5600万美元，十倍于内森？罗斯柴尔德的财产。但是，今天绝大多数人连伍秉鉴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无锡荣氏家族创始人，荣毅仁先生的父亲荣德生，晚年曾对同乡史家钱穆说：“50年后，无锡人记得我，也许就是那座长桥而已。”人生就是一个过程，我非常清楚，自己已经到了不是舞台中心的地方。我更关注的是，当我拥有影响力的时候，我做了什么。2003年攀登珠穆朗玛峰。进珠峰营地之前，途径拉萨时，我被摄影家车刚带到了一所盲童学校。我以为是一次慈善捐赠，就带着一种给予者的优越感欣然接受了。到达那个藏式小院时，孩子们唱着歌欢迎我们，纯净的歌声打动了我。领唱的男孩叫久美，声音亦优美。但更打动我的，是久美的纯真开朗乐观的性格。我了解到，这个孩子优选的梦想，曾是想当一名出租车司机。当校长赛布芮娅告诉久美，这个梦想恐怕不可能实现时，孩子想了想回答：“既然开不了车，那我就当出租车公司的老板！”他很爱聊天，问长问短。谈话间，他突然问道：叔叔，你能蹲下来吗？好奇的久美伸出手，把我的脸从上到下细细摸了一遍，绽开笑脸：“叔叔，您是个好人！”那一刹那，我心里打了一个激灵。一个世人眼中身有残障的孩子，对世界的看法那么美好、积极。虽然眼睛看不到，但他比我还自信。这所学校的创办者赛布芮娅是德国人，1970 年出生，两岁时被诊断出色素性视网膜病变，12岁失明。她在盲人学校接受教育，之后在波恩大学学习。大学时，依靠电脑听音分析器学会了藏文。1997 年，还未大学毕业的她一个人到拉萨旅游时，发现西藏的盲人生存环境很艰难，因为西藏的佛教徒认为双目失明是上天的惩罚。这里的盲人孩子不仅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还遭受着各种歧视。赛布芮娅决定帮助这些失助可怜的孩童。在西藏的旅途中，热爱藏文化的德国盲女邂逅了在西藏旅游的荷兰籍小伙儿保罗。保罗拥有四个学位，从事计算机软件开发，曾在非洲当过救助儿童的志愿者。保罗十分支持赛布芮娅的想法。1999 年6 月，赛布芮娅的计划得到德国政府赞助。她和保罗先后回到拉萨，建立盲童学校。后来，两人结为夫妻。当时学校有60 多名学生，从四岁到18岁不等，按学龄分班。赛布芮娅和保罗在布莱叶盲文基础上创造藏盲文，自己发明了藏盲文打字机，培训孩子们的指感，教会他们盲文阅读和打字。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这里的盲童大多可以读、写、使用盲文打字机和盲人电脑，用汉、藏、英三种语言进行日常交流。除了初级学校教育和基本生活技能，盲童还要进一步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包括按摩、手工编织、医疗看护等。学校在日喀则有一个300 亩的农场，盲童在这里又可以学习织地毯、打毛衣、放牧、种地、挤牛奶，还能学到德国的奶酪制作和园艺技术。而最触动我的，是在这所学校中，盲童们能感到快乐，甚至建立了自信心。我知道这有多么难得。第一次去探访，我就决定个人资助这所学校。之后，每次进藏，经过拉萨就会前往探望。在我去登山的途中，拉孜、定日等地方的小旅馆里，有几次都碰到了盲人学校的学生，因为他们懂英文，可以当翻译，又会按摩，所以就被聘请了过去，生活得还挺不错。在那些地方碰到他们，感到非常亲切。因为他们的歌声非常打动我，很想录制下来。后来找到了一个机会，介绍深圳青年作曲家文莉去了一趟盲童学校，没想到她去了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后来经常去，跟盲童学校和活泼可爱的孩童们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2006年，文莉和万科员工、企业家万捷、摄影家左力等友人一起，帮助盲童们出版了一张音乐专辑《天籁童心》。盲童学校的事，我在公司内部说起过，《万科》周刊也报道过。2006 年的万科司庆活动中，万科公益基金把久美、曲珍等盲童请到深圳访问。当孩子们被带到海边，第一次听到大海的声音时，脸上的表情，那种兴奋、期待和小心翼翼，用嗅觉、听觉、触摸来感受广阔无垠的太平洋和在浪花中跳跃闪烁的阳光的样子……我至今记忆犹新，犹如昨日发生。因为公司同事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项目，从那一年开始，就由我个人资助转为万科公益基金会定向长期资助。我因登山而与西藏这块土地结下了缘分。当有了一些影响力后，理所当然希望为之做点事。2001年，我开始资助西藏登山学校，其学校的几位早期学员是我的登山向导和助理，其创办人尼玛校长更是我2003年攀登珠峰时的总教头之一，既是亲临现场的指挥，也是手把手教我的教练。我个人资助西藏登山学校，与其说是资助，不如说是受惠后的感恩回馈。近年来，随着人类生存活动圈的扩大和登山运动的人群密度大大增加，珠峰的周边环境遭受人类活动的干扰和污染，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亦遭到挤压。作为万科公益基金领头人，我积极推动万科公益基金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联手开展了“保护珠峰雪豹”的长期项目。2010年，第二次攀登珠峰时，万科公益基金会发起了“零公里行动”垃圾回收活动。其中的珠峰北坡清扫行动由西藏登山学校的15名专业登山队员执行，志愿者配合，贯穿从3月底至5月底的整个珠峰登山季。在7790到8844米的极高海拔区域进行，清扫了超过200个废弃氧气瓶和两吨垃圾。与此同时，我和另外五位中国企业家则在珠峰的另一侧——尼泊尔南坡攀登珠峰。第二次攀登和2003年第一次攀登优选的不同点，在于“零废弃”行动——我们承诺攀登过程不扔弃任何垃圾，包括排泄物。在高海拔缺氧、高寒的环境下稍有不慎就会招致生命威胁，这个承诺的难度可想而知。但最终我们做到了。2008年“捐款门”危机中，万科做出一个重要决定，就是援助四川省绵竹市遵道镇的重建。而其中拥有纪念意义又最难得的，是遵道学校。2008年5月16日，地震之后的第四天，万科团队到达成都，赶赴都江堰、北川、绵竹等地调查灾情，发现绵竹市遵道镇灾情严重，但在紧急救援阶段未被列为重点地区，政府力量暂时顾及不到，就决定以遵道镇为万科的救灾重点。5 月18 日，成都万科近30 辆工程车开到遵道，开始铲平废墟、搭建帐篷，成为第一支进入遵道镇的专业救灾队伍。5月19日，万科董事会以通信表决方式全票通过决议，决定召集临时股东大会，提请追加1亿元的特别授权额度，用于以遵道镇为重点的临时安置、灾后恢复与无偿援建工作。6月5日，万科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向四川灾区的亿元捐赠动议。12月31日，万科交付遵道学校及卫生院，这是整个灾区最早交付、抗震设防等级优选的较为性建筑。至2009年底，由第三方中砝集团编制的万科捐建项目独立审计报告显示：万科公司、万科公益基金会、万科员工及万科合作伙伴在四川共捐资1.23亿元，捐建项目约5.4万平方米。与资助西藏盲童学校不同的是，万科在援建遵道学校时，动用了自己更多的管理经验和资源。当时，万科公益基金对遵道学校的重建是这样把握的。第一，它是突发事件引发，我们的援助行为是嵌入式的，不是很自然地开始的。这种强行介入的行为，一开始或许有很大的帮助，但长期来讲就未必，因为事物有自己本身的逻辑，强行介入，如果发展得不好，可能适得其反。比如遵道学校的建筑设计标准，因为是重点资助项目，可能会比较高，但仅仅建筑本身的标准高，而教育质量等其他方面跟不上，从长远来讲未必是好事。第二，既然你介入进来了，就不要做成一次性的行为。我们做的是长期结合，不但建硬件，还要充分考虑学校今后的发展，在软件上建立一种更长期的关系。实际上，十年来，郁亮、解冻等高管每年都会去三四次。同时，万科公益基金与学校、与当地的教育局一直保持沟通，关心所聘任的校长的能力，关心同学们的考试成绩。万科公益基金还设置了奖学金，资助老师们得到更多的交流机会，开阔眼界提高教学质量；还资助更好的师资去帮助学校。这个学校从一年级到初中，以前是县级市的倒数第二，现在已连续多年重点高中上线率位居全市同类学校第一。以前生源都不能保证，现在进这个学校，有的人还想托关系进去。2018年是汶川地震十周年。第一批亲历地震的孩子们，很多已经上了大学，参加了工作……在这样一次次的经历中，万科更懂得了如何扮演好企业公民的角色。而万科公益基金会这样的机构，所追求的就是更理性、更有效率地去做公益。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万科公益基金会选择由华夏基金会发起的儿童先天心脏病项目。以企业家的思维方式，做公益也有一个效率问题。第一，可衡量；第二，可复制；第三，要有较高的投入产出比。儿童先天心脏病是一种很特殊的病例，很好查。一个手术多少钱，也很好确定。而且效果也很明显，手术前手术后，接近判若两人，很快就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实际上，这个项目我们不但做下来了，规模还做得很大，涉及几个省，到现在一直在做。2011年6月，“郭美美事件”出来之后，很多人对我说：“误会了你王石，应该向你道歉。”但我觉得，他们没有误会我，也不应该向我道歉。他们以为我不让大家多捐，是因为我提前看到了红十字会的腐败问题。我不是那个意思。至今我保持“捐款门”引起轩然大波的观点：第一，不应该逼捐，应该是自愿，不然很容易形成情感绑架和道德强迫；第二，中国是灾害频发的，做公益应该是个常态，量力而行；第三，从更高一个层级来讲，做慈善不是非要进行自我宣传的。不是说自我宣传不对，只是如果你做了公益活动，又因此而宣传自己，那个就属于比较低层次的。这种做公益的理性态度，到今天仍有很多人无法理解。过去的十年时间，越发感到：自我反思比以前多了。2005年下半年，我着力于组织一支南极探险队，以完成个人“7+2”（登顶七大洲优选峰，并到达南极点和北极点）的最后一站。在确定队员名单时，作为组织者，我将上半年一同抵达北极点的两名队员排除在外。徒步北极时，这两人中的一位男队员在帐篷里煮饭时，把羽绒服给烧着了。幸亏没把帐篷烧着，不然可能会导致整个行动失败。另一位女队员，走得比其他队员慢一些，多少会拖慢进度。得知排除两位队员的消息后，中国登山队长，也是多年来合作完成七大洲优选峰目标的队长兼教练来给我做工作，希望我能改变决定，但我坚决不同意。因为这已经是“7+2”的最后一站了，不想节外生枝。意想不到的是，队长、队长的助手，还有一名主力队员，都因此退出，和被排除的女队员另外组织了一支徒步南极探险队。实际上，最终两支队伍都成功抵达了南极点。这件事发生之后，我和队长闹得很不愉快。我非常不接受他们的决定，一直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原本组织的一支实力很强的队伍，突然被严重削弱。之后很多年，虽然私人关系恢复了正常，但我觉得自己当时的决定是合理的。直到最近几年，我在剑桥参加了赛艇队，特别是开始推广赛艇运动之后，才意识到一个团队的成员，总会有强有弱，弱的要自强，强的要助弱，这样的关系对整个团队才是最有利的。所以现在划赛艇时，有很多比我弱的队友，我也愿意跟他们一起玩了。过去，这对于我是不可想象的。 以前，我个人英雄主义的想法更多，追求的是“我能，你不能”。现在，我更愿意做带动社会、启发他人的事情，追求的是“我能，你也能”。这是一个从利己向利他的转变过程。还记得2005 年4 月，我赴北极徒步时，在北京首都机场意外地看到了北大生物学系潘文石教授。他交给我一封信，大意是：他非常佩服探险的英雄行为，认为探险是对大自然的尊重，与环境保护、生态保护等精神是一致的，他衷心祝愿我们成功。飞机上读这封信，让我两耳发热，我知道自己身上没有教授所说的这种精神。作为一个户外活动爱好者，我仅仅把户外探险活动当作张扬自己个性的行为，从没想过把它作为一种承担社会责任的机会，教授的溢美让我羞愧难当。我是个明白人，我能读懂老教授的言外之意：你是一个公众人物，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以高尚的行为带动整个社会。在读到潘教授的信之前，我并非没有公益意识，但这封信促使我开始更深入地思考，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应该如何善用自己的影响力?后来“捐款门”的经历，更让我意识到，自己在这一点上思考得仍然不够。真正做好准备，是到了剑桥学习之后。之前，我参与过很多社会组织，但基本都是被动邀请的，可以说有些“后知后觉”。创立中城联盟是胡葆森和冯仑的提议，阿拉善基金会是刘晓光邀请的，壹基金是李连杰先生和马云、马化腾、牛根生、马蔚华、冯仑等企业家发起，之后邀请我参加的。但2013年底，我担任深圳市商业联合会理事会主席，可以说是带有主动性质的。实际上，当时深商会那边来问我时，只是试探性地问一下，其实已经选好主席了，但没想到一问我就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后来就设了两个会长。以前，这样的邀请我肯定是会拒绝的，觉得精力上顾不过来，但这一次，我却变被动为主动。在剑桥的学习中，我体会到自己的人生所得是如此丰盛，让我有了一种应该对社会有所贡献的紧迫感。参与深商会和其他社会组织、创办运动商学院等等，都有这个背景。我开始思考如何才能更好地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我是深圳的既得利益者，应该主动为深圳贡献力量。2013年，担任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的轮值主席，也是这个考虑。之前担任轮值主席的任志强、郭广昌等企业家，曾经代表的是北京、浙江等地的企业家，而我则希望能把深圳甚至珠三角的企业家的声音，带到这个全国性的企业家论坛的舞台上。作为特区成长起来的企业家，我主动参与组建了深圳国际交流协会、深圳鹏乐交响乐团，还欣然接受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的称号。为深圳做的事情里，能促成美国西雅图与深圳结为友好城市，是一个特别的经历。我和西雅图很有缘分，因为前两次去都因为偶然原因而中断，我短时间内连续访问了三次。去的次数多了，就发现西雅图和深圳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有山有海，都注重环保和公益，科技创新都非常活跃。我考虑到，深圳现在正处在转型期，西雅图既拥有微软、波音、星巴克等很多国际领先企业，又有环保方面的西雅图标准这样的城市发展经验，有很多值得深圳学习的地方。在努力之下，西雅图与深圳结为了友好城市。市长互访，企业家代表团多次互访，联合登山，等等，取得了很多成果。这些事情，对于我个人出名并不会有什么帮助，但这是应该做的。也是在一次一次的参与过程中，我慢慢领悟到，做公益不仅仅是个人为社会贡献力量这么简单，实际上，做公益也是为了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在处理人和社会的关系过程中，常常不得不追问：应该怎样对待别人？怎样对待自己？一个理想社会是什么样的？……

如果说80年代是文化热的年代，引领时代的都是思想文化界人士；那么90年代则是商业热的年代，弄潮儿们是那些下海经商者，是这批人站在了时代的桥头堡上，与中国改革命运呼吸与共。因此，如果要为时代立传，为改革四十年找一个观察的侧影，商界巨子绝对值得我们的关注。王石作为商业成功人士，除了事业本身，也以其特立独行的价值理念，和对万科企业文化的靠前关注，而在众多商业人士中，显得极为特别。他登山、健身、划船，抛开事业去哈佛念书，始终裹挟在现代化浪潮中，而且他自己也始终追求着自我现代化。编辑相信，他本身可以作为观察大时代的侧影，从他身上，我们可以感知现代化本身的得与失。

《我的改变：个人的现代化40年》是万科创始人、现任远大科技集团联席董事长王石的近期新自传。不同于市面常见的成功人士传记，王石在这本书中剖析自己、回应时代，从“肉身”“空间”“学习”“角色”“生死”五个概念入手，结构全书，高度凝练了他的近期新观念与思想。在经历了“万宝之争”、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后，他进行了十年“刻骨铭心的反思”，并用数年时间，完成此书。既是对世人加诸其身的众多谜团的大起底，也是向读者倾诉、交流，甚至彼此鼓励的“走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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