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外交与近代化：代中国的准条约

导言
第一章 准条约研究中的理论问题
一 准条约的概念
二 近代中国准条约的缔结双方
（一）作为准条约缔结一方的中国国家
（二）来华公司或法人的不同状况
三 非条约与准条约的区别
（一）非条约与准条约的区别
（二）非条约的性质判定
四 国家继承问题与准条约
（一）国家继承
（二）政府继承
五 准条约研究过程中涉及的其他问题
（一）准条约研究与官督商办
（二）企业社会责任概念
（三）企业外交
（四）近代中国企业外交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
第二章 近代中国电信事业的兴起：洋务运动与近代中国第一批准条约
一 洋务运动的兴起与中国近代化的起步：电信业兴起的背景
（一）洋务运动的兴起
（二）民用工业的组织形式与轮船招商局
（三）电信业应时而生
二 中国电报总局的设立及晚清“局”的性质
（一）晚清“局”的出现
（二）中国电报局的设立
三 近代中国第一批准条约
（一）大北公司
（二）大东公司与《上海至香港电报办法合同》
（三）比较中的审视：中国电报局与电信条约
四 近代中国第一批准条约的意义及评价
（一）企业外交的早期形式
（二）近代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早期形式
（三）江南制造局与中国近代早期的企业社会责任
第三章 甲午战后准条约的初步发展：国家借款的开始
一 甲午战争与晚清准条约的变化
（一）准条约性质的政治类贷款
（二）战争进行期间的贷款筹划
二 战败赔偿借款类准条约的出现
（一）《四厘借款合同》
（二）英德借款
（三）英德续借款
三 准条约类政治借款意义及影响
第四章 中国铁路主权的丧失与准条约范围的扩大
一 中国近代铁路的肇始与开平铁路公司
（一）最初的试探
（二）铁路成为条约特权
（三）开平铁路公司
（四）台湾铁路
二 铁路、矿务类准条约的出现
（一）铁路总公司的设立
（二）龙州至镇南关铁路合同
（三）卢汉铁路借款合同及后续合同
（四）铁路总公司与粤汉铁路
（五）矿务类准条约及铁路矿务总局
三 东省铁路公司与晚清中俄关系
（一）俄国对远东铁路的筹划
（二）《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及其后续合同
四 晚清铁路类准条约的出现与近代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
第五章 《辛丑条约》以后准条约发展的新趋势
一 晚清十年准条约所处的背景
二 庚子赔款的偿付方式：列强关于政治类贷款与外债的讨论
（一）庚辛议和与不再借款：赫德之筹划及英、德之协作
（二）抵押方式：清政府内部的不同声音及最终之确定
（三）庚子赔款偿付方式之评价
三 商部建立前后准条约的变化
（一）甲午战前的矿务政策
（二）商部的成立与铁路类准条约
四 准条约的弱化趋势与邮传部、农工商部的成立
（一）铁路政策的调整与邮传部时期的铁路类准条约
（二）收回路权的准条约
五 邮传部成立前后的晚清电信类财政类等准条约
六 经济管理专门化与近代企业社会责任的演化：晚清十年准条约的特点
（一）准条约的弱化趋势
（二）国民外交运动
第六章 中华民国成立初期的准条约问题
一 民国肇造与政府继承问题
（一）辛亥革命中的政府继承
（二）承认中华民国与条约、准条约的继承
（三）中华民国准条约继承的主要内容及相关探讨
二 民国初年准条约的扩展与变化
（一）军事类准条约的发展
（二）财政借款类准条约
（三）民国初年的铁路类准条约
（四）民政类准条约
（五）矿务类准条约的发展：美孚公司来华
三 发展中的乱象：民初准条约的历史考察
第七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中国的准条约
一 参战前的准条约状况
二 参战与准条约
（一）华工赴欧
（二）参战与借款：与日本的接触
（三）日军侵占胶济铁路及围绕胶济路的论争
（四）对德奥宣战及对准条约的影响
三 巴黎和会及20世纪20年代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准条约
（一）巴黎和会与准条约
（二）华盛顿会议与准条约
（三）“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建立前后新订立的准条约
（四）修约运动对准条约的影响及对旧俄条约权益的清理
四 国民外交运动的发展
第八章 尾声及结论
一 近代中国准条约的尾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一）准条约项目下现代电信技术的继续引进
（二）外债清理与准条约之处置
（三）抗战废约与准条约的尾声
二 准条约的发展脉络及对中国近代化的启示
参考文献

侯中军，山东嘉祥人，2006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获得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副研究员，专业研究方向是近代中外关系史。出版专著一部，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杂志上先后发表30余篇学术论文。在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外交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抗战外交以及琉球问题等方面都有专论。专著《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关于评判标准的讨论》荣获近代史所科研成果优秀奖，并多次荣获近代史所青年学术论坛论文优秀奖。2010―2012年，以在职身份在湖南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在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下，于2013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进行过一年的访问研究。

侯中军著的这本《企业外交与近代化（近代中国的准条约）》阐述了：近代中国的准条约是洋务运动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最初以电信、铁路、开矿等近代工业为内容，与近代化议题密切相关。由于准条约涉及对外经济事务，在外交职责划分并不清晰的晚清时期，企业在很多时候承担起对外交涉的职能，并由此演化出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社会责任：政府责任或国家责任。甲午战争以后，尤其是义和团运动后，准条约与近代化密切相关的主题出现了变动，虽然电信、路、矿等准条约依然存在，但政治贷款开始出现。晚清政治改革时，清政府设立专门经济管理部门，试图以制度化的努力，将经济剥离于外交事务之外，以保利权。民国成立后，全面继承了晚清政府遗留下来的条约和外债，并宣布对所有外人既得利权一体保护，准条约当然在此范围之内。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准条约的弱化趋势加剧，除无线电类准条约一枝独秀外，其他类别的准条约逐渐消失。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最后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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